1938年5月10日
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，讨论当前抗战形势问题。毛泽东作关于中日战争形势的报告，指出：现在蒋介石与我们的估计都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。最近《大公报》两篇社论态度变化，认为鲁南战役是准决战，否认中日战争是持久战。我们对于中日战争的估计，过去也有两种意见。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，因为中国是大国，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，同时中国又是弱国，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。张闻天发言指出：我看现在国民党军集中五十个师与日军决战，是很危险的。现在一般人有一种错觉，因胜利而轻敌。这是对日本不正确的估计。事实上国民党有人企图在相当胜利之下便进行妥协。我认为中日战争仍是持久战，这是确定的方针。现在须要全国一致坚持持久战，不要因为小的胜利而冒险。
1949年5月10日
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电。电报就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问题指出：黄华可以与司徒见面，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。见面时多听司徒讲话，少说自己意见，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。来电说“空言无补，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”，这样说法有毛病。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，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，此项政策必须停止。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，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，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，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。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，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。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，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，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，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“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”，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“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”。照此语的文字说来，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，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，有要求他“更多”地做一些的必要，故不妥当。与司徒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，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。谈话时如果司徒态度是友善的，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，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，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。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，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。
1954年5月10日
陈云出席全国各大区财委副主任会议并发表讲话。谈到我国工业化的特点时，讲话指出：我国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同，资本主义工业化是长期的过程，我们是突击；资本主义可以去掠夺殖民地，我们要靠自己；资本主义开始是搞轻工业，我们一开始就搞重工业；资本主义在盲目中依靠自然调节，能够相当地按比例发展，而我们说要按比例发展是从长时间算的，在短时间内，只是力求建设与消费、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不要脱节太远，实质上并不是按比例的发展。
1986年5月10日
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时谈到中国的改革说：中国人太多，事情比较难办，再加上底子薄，所以我们确定的发展目标不能太高，要实事求是。“七五”计划不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，主要目标是实现城市改革。现在看来，势头不错。发展要有后劲，后劲要从改革中来。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是互相联系的。城市改革的同时，农村改革还要继续进行。农村改革不仅使农民的生活明显好了起来，更重要的是通过农村改革，普遍出现了农工结合的局面，大办多种经营和乡镇工业，容纳了剩余劳动力。这是我们成功经验中很重要的一点。中国还有一个广阔的天地没有开发，就是第三产业。在谈到吸引外资问题时说：中国最近通过了《外资企业法》，就是为了吸引外资。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是一个长期不变的政策，不仅要管这个世纪，下个世纪的发展也还得靠它。有人担心中国的法律会变，我可以肯定地说，在中国投资没有风险，我们会保证投资者的利益。如果法律不完善还可以补充。
2014年5月10日
习近平在郑州考察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时指出，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的脊梁，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业还有许多短板，要加大投入、加强研发、加快发展，努力占领世界制高点、掌控技术话语权，使我国成为现代装备制造业大国。一个地方、一个企业，要突破发展瓶颈、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，根本出路在于创新，关键要靠科技力量。要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、市场为导向、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，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，搭建创新服务平台，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，努力实现优势领域、共性技术、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，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、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、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。
